美韵锡剧
第七篇 婚姻波折
顾嘉生收徒不多，有一个不久离去，较长期留在顾家班的只有姚澄和她的一个师兄、一个师弟。师兄没等到满师，就和另一个戏班的一位女演员结婚，到别处去唱小生了。师弟张民后来经师母、先生撮合，和姚澄做了八年夫妻。实际上张民比姚澄大三岁，只因为拜师在后，才称做师弟。他是无锡洪声乡人，家里有几亩田产几间屋，学艺期间，逢时过节从家里带些乡下土产来，讨先生师母的欢喜，这在姚澄是决计（吴语，绝对的意思）没有的。张民并不聪明能干，演戏也缺少灵气，演来演去，只能当家院、僮儿、公差、兵勇之类的角色。姚澄在戏班里四五年，只要不登台演出，总在台角边看戏，眼睛里有才无才的演员见过不少。她是个演戏认真，有所追求的人，怎么会看上张民？所以张民表示要求娶她的时候，她毫不含糊，断然拒绝了。
张民并不死心，求师母相帮。师母平日就偏爱张民，自然乐意为他说媒。先生也以为：姚澄既唱了正场花旦，更有了点名气，自己想"跳槽"，被人来"挖角"，都有可能；而张民这样的演员，流动的机会不多，倘若师姐弟成了夫妻，恰似多了根栓住姚澄的绳子。自己的徒弟在班子里挑大梁，不至于提出"提票"（每卖出一张戏票提取若干钱）或者"包银"（不论上座好坏，固定付多少工钱）之类的优厚待遇，无非拿一份〔?〕的"拆帐"而已，当然对领班有利，因而也支持妻子为张民说媒。只是，姚澄不管哪个来说，始终咬紧了牙关，不肯松口。
有一阵，戏班在甘露、荡口一带演出，离张民家洪声乡不远。那一天，师母告诉姚澄，说是张民定亲了，让她到张民家去吃定亲酒。姚澄心想：张民这个人倒稀奇，从来不曾听说过，居然定亲了。又想：这样好，省得再来和我纠缠不清。高高兴兴地到张民家吃酒去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走进张民家，却看见自己的母亲抱了个婴儿坐在屋里。母亲已经从上海东家那里回江阴家来，姚澄在满师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过。手里抱着的女婴，想必是新生的妹妹（姚澄最小一个妹妹姚美玉）。可怪的是：她怎么会到张民家里来的？姚澄禁不住问：
"妈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"
母亲说："不是你写情回来，说是看中了师弟，要我出来给你定亲的吗？"
想不到和张民定亲的竟是自己，姚澄气得一时〔?〕呆住了。隔了一会，才迸出一句话来："信不是我写的呀！"
母亲也呆住了，无可奈何地说："我哪里晓得呢，我哪里晓得呢。"
定亲酒怎么还吃得下去，姚澄掉转身，出门就走。可是，她转身一走并不起作用，双方的上人和大媒都在，一门亲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定了下来。
从此，张民在戏班里俨然以姚澄的未婚夫自居。姚澄和小姐妹们闲谈，他也去搭几句讪头，姚澄化装用的镜子，他也拿过去照照。姚澄总是不理，或是一把将镜子夺回来，心头生出了许多厌恶和憎恨。
当时，姚澄正逐渐进入青年时期，尽管一字不识，在人前也不大会说话，对自己的婚姻和前途，却有过不少考虑，而且有一定的主见。这些主见都是从比她年长的女艺人，和男艺人的悲惨遭遇中得来的。
她看见有的人家有大小老婆，又看见小老婆在大老婆眼里，甚至在丈夫眼里，那种低三下四，任意欺凌的地位。一再告诫自己，无论如何不能给人家做小老婆。
她看见有的女演员嫁给了店老板，一时间卖掉了行头和头面，戴上了金项链金戒指，做起了阔太太。可是，店老板喜新厌旧，不多久被遗弃了，只得再张罗行头和头面，重新登台唱戏，惹得许多人背后议论。又告诫自己，千万不要嫁店老板。
她还听说，常锡文戏一位著名花旦陈媛媛，被汪伪自卫队的一个队长看中，做了他的情妇。那队长的妻子是有名的雌老虎，听说这事，带了几个手下人赶到常州，花言巧语骗陈媛媛同往无锡，恰巧陈媛媛的弟弟来常州探望姐姐，也一起跟了去。到了无锡北郊一座破庵堂里，雌老虎脸一变，责问陈媛媛说，你有丈夫有儿子，为什么还要勾引我男人？陈媛媛说，自己纯属被迫，实在出于无奈，只求给她一条生路，保证今后远避他处，不再和那队长见面。雌老虎哪里肯依，命她的手下人把陈媛媛姐弟用弹棉花马上的弦线勒死，尸体拖埋在破庵附近的荒野里。直到尸体被野狗从土里扒出来，陈媛媛的丈夫孩子和常锡文戏的同行们，才知道她姐弟二人惨遭杀害了。这件事传播很广，给姚澄震动极大，又再三告诫自己，切不可贪拿枪的、做官的财，吞下他们的钓饵，谨防上当。
所有的主见都是"不能"、"不要"和"不可"，那么，要怎样的呢？实在朦胧得很，又渺茫得很。她也曾为自己的婚姻大事求过签，得到的竟是个"上上签"，签诗上有两句诗句，直到今天姚澄也还记得，那是："一颗明珠大如月，赠君将去照南州"。难道说这暗示她和张民的婚事将是美满的吗？不像，她怎么想都不像。
姚澄虚岁十九，张民催着要结婚。终身大事，迫在眉睫，姚澄心里，矛盾重重。就此结婚吧，她对张民，毫无感情。要是不结呢，张民在侦缉队里拜了个老头子，扬言倘若推三阻四，就要动用侦缉队，又如何了结？反复思量，她想到了艺人的下场。她曾经听说一个故事，有位男演员，岁数大了，喉咙也哑了，在台上唱老生，被观众喝倒彩说："你好勿要唱了！"他气得摘下髯口，往台板上一摔，说："不要我唱，就不唱！"可是，过了一会，他又拾起髯口，重新戴上，开口唱了一句簧调："不唱我就呒不（吴语，没有的意思）饭来啊——吃"。艺人老来，不再受观众欢迎，被前台老板和领班一脚踢出门外，晚景凄凉的，比比皆是。更加悲惨的，甚至饥寒交迫，倒死街头。姚澄耳闻目睹的就有韩元生和周家俅。两个都是常锡文戏行里颇有声望的老生，一个死在上海马路旁，一个死在苏州阊门外小荒场的厕所里。想到这些，姚澄就倾向于和张民结婚算了：张民家有屋有田，老来总有个登身之处，有一条活命的路。
姚澄张民结婚以后，并不如顾嘉生所想，两个都离开了顾家班。于是，张民成了姚澄的当然代理人，往往出面为姚澄接洽生意，夫妻在好几个戏班间流动。演出的地点大多在苏州、无锡的乡镇和苏州阊门外小荒场。经常上演的剧目有：《孟丽君》、《樊梨花》、《荒江女侠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秦香莲》、《玉连环》……还有时装戏《啼笑因缘》、《王慧如与陆根荣》、《枪毙阎瑞生》、《筱丹桂之死》、《秋海棠》……等。
张民跑跑龙套，精力有剩，好打麻将，常打常输。不仅把自己挣来的份头输掉，还把姚澄应得的份头也输得精光。有一回在木渎镇上，张民又打麻将。姚澄忍无可忍，到牌桌上责备张民。同桌打麻将的领班挑拨说："男人家打打麻将，哪能容女人管教！"张民被刺得心头火起，啪地扇了姚澄一耳光。霎那间，儿时父亲打母亲的情景在姚澄心头重现，她可不像自己的母亲那样惯于逆来顺受，随即要和张民拚命。张民一见来势不对，连忙窜过太平门，往剧场隔壁男浴室里一钻。剧场后面有条大河，河岸离水面近一丈高，姚澄此刻本不想活了，跑出剧场后门，纵身往河里一跳。湍急的河水，顿时把她冲向下游。
跟在姚澄后面赶出来的同事们见她投河，一齐惊呼。张民闻声，冲出浴室，奔到下游，跳进河里，去救姚澄。可是，即使把姚澄拖到了河边，她仍不肯上岸，浸在河水里和张民拚打。同事们又劝又拉，扶姚澄回宿舍。到得宿舍，她把自家的帐子、被单，见一样撕一样，发泄长期积压在心头的不满和怨恨。两人间从此更加深了裂痕。尽管后来张民包揽了种种家务，在生活上对姚澄照顾得还算不错。然而，从未弥合过的婚姻哪有可能挽回。他们二人四四年结婚，解放不久（四九年）就开始分居。五二年，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《婚姻法》，姚澄就和张民办理了离婚手续，成为她姐妹中第一个挣脱封建婚姻束缚的人。她还竭尽全力帮助她的三妹贞娣，解除了由父亲姚根宝包办的婚约，使她自择对象，和今天的三妹夫成了夫妻。
自从担任了正场花旦，姚澄有时在先生的班子里唱，有时在师公钟嘉禄的班子里唱。此外，还有一种情况，别人拉着张民，甚至拉着姚澄共同领班。前面说过，在先生的班子里，不便讲"包银"或者要求"提票"。在师公的班子里，当然也是如此。张民原本没有领班的能力，乐意参加一份，不过是面上有光罢了；姚澄除了演戏以外，根本不懂财务，参加进去，也无非挂名而已。在别人来说，拉上他们，都只是为了避免付给正场花旦"提票"或是"包银"的较大开支。学艺时以为能唱正场花旦就好了的想法，完全落空。姚澄依旧过着艰苦的生活。还是吃班子里的大锅饭，一年四季，总是轮流着吃三样菜：炒青菜、咸菜烧豆腐、炒黄豆芽。难得逢到有人家办喜事，被请去唱"堂会"，饭桌上有四喜肉、红烧狮子头，那就是最好的美味了。她和众多滩簧艺人一个样，解放初去闵行一家机械厂演出，厂方拿出好些苹果来待客，他们取到手，连皮就啃了。以前，他们从不曾吃过苹果，也很少吃过其他水果。
身上穿的，热天，她有两件士林布旗袍和一件花布旗袍。春寒秋凉有一件直贡呢夹衫，冬天只有件薄棉袍。后来，她在上海一所学堂里做校役的舅妈，见她实在冷不过，用积起来的工资，给她做了一件骆驼毛袍子，别的小姐妹送给她一条男式西装裤，穿在骆驼毛袍子里（当时的妇女行这么穿），身上暖和多了。解放前一年的冬天，她已经二十三岁，才下决心借高利贷，买了一斤桔红色的毛线，穿上了生平第一件毛线衣，又买了件海花绒短大衣，那算得是她穿着中最高级的奢侈品。
生活的穷困，节衣缩食，大多应付得过去。艺术上的穷困，却往往逼得她走投无路，而且造成了颇久的营养不良症。
满师的时候，父亲给她办的行头，缺门就多。偏偏《樊梨花》、《孟丽君》是当时经常上演的剧目。要是开乡班，扮樊梨花没有软靠，穿一身打衣也就马虎过去。扮孟丽君没有自己的蟒袍，在大衣箱里找一件，虽然不合身，也能马虎过去。到了城市里，这种草台班的应付办法，姚澄自己就通不过，只得向别家戏班的正场花旦去借。元散套《借马》和昆曲高腔《借靴》，把借物之难甚于借钱描摹得淋漓尽致。姚澄向同行借戏衣，当然尝够了此中的滋味。再说，有的演员行头多，一场戏能换好几套；姚澄穿借来的行头，只能一套穿到底。有位排戏的跟她开玩笑说："玉琴真是好资格，演戏只靠艺术，不靠行头。"虽然是句玩笑话，却包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。尽管观众并没有嫌弃姚澄，照样踊跃来看她的演出，她也忍受不了同行的轻视。于是，她借了剥削最重的印子钱，张民又向干爹干妈借了一笔款子，自己添置行头。五二年离异之后，张民重新结婚。两夫妇都去了锡剧团。不久张民来向姚澄要行头。姚澄想，我连人都是公家的了，还要行头做什么？就全部给了张民。
艺术上的穷困，更表现在缺少开阔眼界的机会，精神食粮方面的极端饥渴。
自从吃了戏饭，她不住听到梅兰芳大师的名字，她又几次到过上海，可就是从没有看过梅先生的戏。自己日夜两场演出，哪里有看戏的工夫，再说天蟾舞台的票价又高，哪里有这样的闲钱。有一回，梅先生演出全本《红鬃烈马》。姚澄向别人学过《投军别窑》一折的唱和部分身段，整本戏究竟是怎样演的，她无论如何想看一看。跟领班和排戏的再三请求，总算给她腾出了一个晚上，买的却是天蟾舞台三楼的票。大幕打开，只见满台灯光通明，整幅"守旧"和桌围椅披无不绣的梅花，漂亮极了。那一晚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迷人的世界，梅先生的精湛技艺使她眼界大开，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美妙的戏曲艺术。
当时，在苏州、上海等城市里，电影已经很普及了。谁也无法相信，姚澄在解放前仅只看过三部影片。一部，片名和情节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主演者是李丽华；一部，记住了片名，叫《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》；另外一部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沪剧毕竟同属滩簧剧系，是近亲，姚澄看过丁是娥主演的《女窃最风流》，还看过筱爱琴和石筱英同台演出的一个戏。而且因为嗓音和石筱英相近，在自己的簧调清板吸收了一些石筱英腔。她觉得石筱英的有些腔特别能表达哀怨的感情。
越是缺少开阔眼界的机会，越是钻头觅缝想看别的班子，别的剧种演出。有时候，自己演完夜戏，临近演京剧的剧场还没有结束，就赶着去看"放汤戏"（每场戏演到快完的时候，剧场门口不再收票，有谁想看戏，尽可随意进去，称为"放汤"）。京剧折子场大多是全武行收尾，结果看了不少开打戏。
最便于看别家的戏，是在苏州阊门外小荒场演出的时候。姚澄曾前后多次在那里演出。小荒场巴掌大一块地方，却接一连二并排开了三家戏院。依次是金明、协兴和东方。每家都不过近三百个座位。戏院对面摆着一些买吃食的小摊，无非是羌饼、大白馒头、鸡鸭血汤之类，其中最高贵的是红烧猪脚爪和猪内脏。
金明和协兴两家，专门接常锡文戏的班子，著名演员姚梅凤当时就长期固定在金明戏院里唱。姚澄几次进小荒场，每次无不在协兴戏院演出。最后一家东方戏院，不接常锡文戏班子，大多接武陵班（又称杭剧）、的笃班（又称越剧）和淮剧的班子。
协兴和东方的大门都在横里开的。协兴的后台正对着东方的舞台。从协兴后台芦扉墙的缝隙和洞眼里望去，清清楚楚能看到东方台上的演出。淮剧多帝王将相戏，和常锡文戏距离较远。姚澄多半佩服他们演员身上的武功。越剧多才子佳人、家庭伦理戏，和常锡文戏很相近，而且进入舞台演出似乎比常锡文戏早，一般表演都比较细致。譬如上下楼梯吧，旦角总稍提起裙角，略勾些背，低头，踮脚，或上或下，待走完楼梯，抬头舒背，放下裙角，表示到了。姚澄觉得比自己的剧种演来更美些。于是也跟着学。最值得一提的，是姚梅凤、邹文艳、储丽君、姚澄和一些男演员一同向武陵班学来了〔大陆板〕。起初不过是唱着玩玩，渐渐越使用越多，成了常锡文戏里不可或缺的一种曲调，弥补了簧调柔软有余、刚强不足的缺陷。
其实，常锡文戏在曲调方面的"拿来主义"，由来已久。姚澄学艺之初，就有了从苏州文书拿来的〔玲玲调〕，从京剧拿来的〔摇板〕和〔高拨子〕（后两种曲调解放后省锡剧团已经不用）。后来，除〔大陆板〕以外，还有从苏剧拿来的〔迷魂调〕和〔雁苏调〕（苏剧称〔弦索调〕），从南方戏拿来的〔南方调〕。〔玲玲调〕适用于叙事，〔迷魂调〕适用于诉哀怨之情，〔弦索调〕适合于表达活泼轻快的情绪，〔南方调〕则比较华丽。解放后，在艺人和新音乐工作者的合作下，从评弹拿来了〔陈调〕，从沪剧拿来了〔苏流水〕，还从小曲、评弹和其他剧种拿来了好些乐汇和旋律。这种广泛大胆的"拿来主义"，正反映了一个处于穷困却蓬勃向上的剧种的精神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