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韵锡剧
第九篇 解放：苦尽甘来
上海解放不久，锡剧前辈艺人匡耀良邀请姚澄进无锡城里的中央戏院演出。过去由于传闻恶势力猖獗，向来不去的无锡城，她第一次无所恐惧地去了。而且，进无锡城就登上"百灵台"（在锡剧艺人中间，无锡中央戏院有所谓"百灵台"的称号，非有一定造诣的演员，撑不起这家戏院的门面）。还有一个第一次，匡耀良先生第一次给姚澄享受"提票"的待遇。"提票"的待遇非同小可，姚澄每天的收入，大致相当于一担米钱。唱了一个多月，她把以前欠下的印子钱，全部还清了。然而，这没有使姚澄留恋，农历七月初七唱过了《牛郎织女》不久，她就辞别了这个戏班，登上飞驰的列车，去投奔一种崭新的生活。她的这一行动源于先生的指点。还在解放前夕，顾嘉生就有让几个徒弟着手组织个宣传队的打算。无锡先上海解放，包厚昌司令员担任了无锡市长，顾嘉生也转到了苏南文联文工团。姚澄到中央戏院演出，顾嘉生跟以往一样，常常去看戏，对几个徒弟说："你们还在演这些老戏，今后没有人要看的。等合同期满了，参加文工团去吧。"他还让妻子留在中央戏院，等合同期一满，随即带他们去文工团。
苏南文联文工团，全称"苏南行政公署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艺工作团"，长驻的地点在无锡市驳岸上，由于不时参加农村的群众运动，经常流动，当时驻扎在苏州浒墅关蚕种场。姚澄等一行四人，就是往浒墅关蚕种场去参加文工团的。
解放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风气：崇尚艰苦朴素，讲求平等待人。从前称霸一方，无法无天的各种恶势力一时消声匿迹。然而，在跨进文工团以前，姚澄只不过接触了表层，还没有从某一个方面切入这种崭新的生活，了解它的底里。她仅仅怀着两个积蓄已久的愿望，企求在新的生活里得到满足和初步解决。希望满足的是学文化。多少年来，她一直羡慕有文化的人，只恨自己没有求学的机会。两次去新四军驻地参观，亲眼看到战士们都在学习。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无论文武，全都要学习，全都爱学习。她首先冲着"学习"两个字投奔文工团的。想要初步解决的是她和张民无法和睦相处的关系。她知道文工团过的集体生活，参加文工团就争取到了和张民分居，至于今后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。
进得文工团，最早给姚澄深切感受的，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际关系。她虚岁十三岁，离家进了戏班。此后，不是在这个戏班里唱，便是在那个戏班里唱；换句话说，始终没有脱离团体生活。在戏班这样的团体里，她见到过同吃一锅饭，唇齿相依，外御其侮的江湖义气，接受了精华与糟粕并存的道德传统观念；也尝过被压迫受剥削的辛酸苦辣，目睹了以强凌弱，尔虞我诈的种种恶行。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种提倡集体主义的生活。
在这里，人人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，同时人人都为集体提供热量。相互间真诚的关心，成了集体生活的准则。在这里，人人都置于集体的监督之下，同时人人都为集体自觉遵守纪律，个人主义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抑制。在这里，大家有"为人民服务"的共同目标，因而，无论谁对谁，一律称呼为"同志"。
投身这全新的生活，姚澄一时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。体操、唱歌都不难，最先作难的是每天必有的政治学习。读报、读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她多半也听得懂，可就是不会发言。眼看小组同志们一个接一个说得头头是道，她二十多岁的人，只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了个小孩子，心中暗自着急。小组的同志们偏不住地鼓励她讲，她简短地说了几句，大家还夸她讲得不错。
文工团生活简朴。平日吃饭，依旧是基本吃素。不过，却不像戏班里那么单调，炊事员们总想方设法给大家更换口味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预计本月将有多少伙食积余，还给同志们改善生活。每一桌至少有一洗脸盆红烧肉，比戏班里唱堂会在喜筵上吃到的还多。
进文工团几个月，冬天来了。组织上发给每人一套灰布棉军装，一只圆顶鸭舌棉帽子。在当年，这是社会上最风行的时装。穿在身上，软和和的，热烘烘的。姚澄生平第一次过上了这种不愁吃穿的日子。
后来，文工团回无锡驳岸上长驻地。从离开无锡到重回无锡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姚澄却好像换了一个人，换得仿佛建共产党的干部了。一天，她在街上，遇到一位过去同台唱过戏的锡剧演员。他关切地问："你怎么呆的？一担米钱一天的铜钿不赚，倒去拿三斤肉钱一月（当时干部普遍实行供给制，伙食衣着和生活日用品由公家供给之外，每人每月发相当于三斤肉钱的津贴）的铜钿！"姚澄笑笑说："今后大家都要这样的。"
这年春节，文工团放假一月，让同志们回家过节。无家可归或者不想回去的，仍旧可以留在团里，过集体生活。张民对姚澄说："乘放年假，我们去搭班子唱一个月，也好挣点钱零用。"姚澄早已把文工团当作自己的家了，摇头坚决说："我不去。"
过了春节，为配合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土改试点，文工团开始排练《九件衣》。《九件衣》是本颇有声誉的反封建京剧，直接揭露地主对农民的血腥剥削和残酷压迫。姚澄扮演剧中的女主人公申娘，后来成为江苏省话剧团一级演员的丁世玉，扮演另一个重要女角夏玉婵。剧本稍加更动，改成了锡剧本，用锡剧曲调演唱。
姚澄不识字，没法读剧本。亏得她记忆力非常强，领导上特地派了一个同志，专门为她读剧本，读了几遍，她都记住了。
接下来的关卡不好闯。《九件衣》的导演原是话剧工作者，运用史坦尼的一套方法来排戏。进排练场之前，要做一段案头工作。在演员，主要是写角色自传，分析角色在剧中每一段落的心里活动。姚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排练，只见其他演员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分析得清清楚楚，她却什么也说不上来。心里一着急，禁不住哭了。
同志们问："你怎么哭了？"
她说："我没有文化，不识字。"
"不识字，可以学。"
"学得会吗？"
"又不难。一天学五个字，十天就有五十，几个月下来，能积好几百。有了千把字，报纸、一般的书本就能凑合着看了。"
"那么，你们教我。"
自告奋勇的十分踊跃，最后，确定了一位给姚澄当老师。从此，姚澄开始了认真刻苦的文化学习：起先，一天五字；继而，七八字，靠十字，迅速养成了初步的阅读能力。报纸、一般的书籍，只要随时问一问生字，果然都能看了。
老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："光识不行，还要会用，该学着写了。"
"写什么？怎么写？"
"先从记日记来起。把你每天经历的事情记下来。可不要记成了流水账。"
她记了几天日记，要紧拿给老师看。偏偏篇篇流水帐。怎么记才能不是流水账呢？经老师的指点，经自己的实践，她渐渐摸到了些门道，记出了些味道。于是，坚持天天记日记，同时，结合读剧本，坚持学文化。
文工团的集体活动，早上、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一天几个小时，基本上安排满了。她乐意参加所有的集体活动，又知道自己有好些不如人的地方，必须迎头赶上，只得挤出时间来学习文化记日记。她牺牲了每天的午睡。清晨，还尽量比别人醒得早，有时候眼皮实在睁不开，就用手背来回地泥（吴语，擦的意思），硬把自己弄醒。熬夜反正是习惯的，不记完当天的日记，睡也睡不稳。同志们觉得她太劳累，她却过得好精神。不多久，她非但能在小组里作有条有理的发言，而且能给墙报写稿了。
《九件衣》排成以后，第一场在苏州木渎镇的广场上公演。文工团员们演唱锡剧，拿着谱子就能唱出曲调来，姚澄十分钦佩。就是味道总像在唱歌，不怎么像锡剧。听说演的是解放区来的新戏，乡镇各个阶层都有人赶来观看，约摸有好几千人。过去在戏班里开乡班，逢到节场、庙会，姚澄也见过观众拥挤的场面。每遇这种情景，台下必定嘈杂，说笑声、招呼声、小贩吆喝声，婴儿啼哭声……仿佛和台上演员在比高低。这回却不一样，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，然而，戏一开场，台下就寂静无声了。演到地主残暴，农民受苦处，有人呜咽，有人抽泣，继而有人高呼："打倒地主阶级！"许多人立刻响应："打倒地主阶级！"
这场戏激动了数千观众，也使得姚澄心里难以平静。过去她总觉得唱戏是供人玩乐的，特别是被人请去唱堂会，雇主有时坐在酒席筵间，有时躺在大烟榻上，自己站在一旁演唱，仿佛低人一等，受了侮辱。进了文工团，大家把唱歌、跳舞和演戏称为文艺工作，自称文艺工作者，还不时提到"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"，这话是苏联的领袖斯大林说的。姚澄似懂非懂，实际上还是不懂，不明白解放后的演戏究竟和过去有什么两样。这场戏第一次叫她看到了演戏的力量；竟能使几千人一下子感奋起来，要求改变受苦受罪的生活。她把自己的感受在小组里讲了，同志们又告诉她，在解放战争中，战士们看了《刘胡兰》，喊着"为刘胡兰报仇！"的口号冲向国民党反动派。她逐渐明白了为什么称文艺工作者为"灵魂工程师"的道理，增添了要加倍认真把戏演好的决心。
有一天，团里有不少青年去开会了，教她学文化的老师也在里面，却没有叫她。她问同样没有去开会的青年：这是什么缘故？那人告诉她：那是青年团开会。要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才能去。她又问：怎样才能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？回答：要思想进步，工作积极，联系群众……最要紧的是服从共产党的领导。她想：从参观新四军驻地到解放，又从解放到加入文工团，她觉得共产党没有一样不为老百姓着想，没有一样不是好的，没有一样会使她不服从，这最要紧的一条，她最不成问题。至于思想进步、工作积极、联系群众……她文化低，思想肯定不如别人进步，又光顾了学文化，其他就很少顾及。从来不甘于落后的姚澄，付出了加倍的努力，不仅学习如故，还参加各种体力劳动，热情地帮助他人。团支部及时觉察了这种种表现，让给她教文化的老师对她说："你想入团，打一份申请报告吧。"五〇年，姚澄被批准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在苏州的一个耶稣堂里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。
这一年，苏南地区农业歉收。为了配合农村的生产自救运动，秋后，文工团开始排练两台新戏，一台是用锡剧演唱的《败子回头》，一台是用歌剧演唱的《王秀鸾》。
自先后有六名锡剧艺人参加了文工团，后来又在这六个人的基础上，吸收其他团员成立了锡剧队，文工团里有意无意，若隐若现，阵线并不分明，理论并不成熟，出现了一些矛盾。这些矛盾提高来看，牵涉到如何对待民族遗产和民间艺术的问题；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问题。然而，在当时哪个也没有认识得这么明确。
文工团的成员绝大部分出身学生，有的还是话剧或者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。解放前，他们多半没有接触过地方戏，甚至把地方戏看作是下等人物欣赏的东西，不屑一顾。在团里成立锡剧队的时候，有人竟讥刺说："文协文工团成了文戏（锡剧旧称为常锡文戏）文工团了。"在他们心目中，文工团只有演歌剧和话剧才是正道。然而，两个队分头演出的结果，却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锡剧队的演出，当地人一字一句都能听得懂，不少人还能跟着台上哼几句调子，因而观众拥挤，接应不暇。乡村干部更因为戏的内容结合了他们的中心工作，大表欢迎。歌剧队，说的普通话，唱的西北调，用的洋嗓子。当时初解放，当地人还不大懂普通话，又不习惯西北调，更不习惯洋嗓子，议论演员：唱起来嘴里就像含着一颗橄榄。尽管《王秀鸾》的内容也在鼓动努力生产，却收不到宣传群众的效果。
在表面看来，锡剧队的演出获得了成功，人们按说要改变对地方戏的看法，会从各方面分析它的优缺点，扬长避短，促使它健康发展。实际上却并不如此。由于文工团的业务骨干多数是新文艺工作者，地方戏的许多表现手段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戏曲的许多表现手段，被认为是旧的，是所谓"形式主义的"（一个并不准确的名词，只因当时多数人都这么说，姑且借用），受到排斥。即使在排练戏曲的时候，也受到排斥，即使是从艺人过来的教导员顾嘉生，也亲手在排斥。
排斥的理由十分简单：演戏要尽量，甚至绝对的，像生活。即使扮演古代的农家妇女，"跷脚"站立的姿势不能用了，你没有见乡下妇女是怎么站的？分开两条腿，还带点外八字形。动作要讲究"圆"的规律给打破了。你见过生活里指左边，先从右边再转到左边的吗？直接就指出去了。"兰花指"当然取消了。老戏里常用的"百衲衣"也不穿了，直接向农村的贫雇农借破棉袄做服装。锡剧的同行们看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，只说："你们的行头……"以下就咽进肚里去了。对于上述种种尽量向生活靠拢的要求，姚澄都以为是对的，无保留地接受下来。她还听到个别导演在讲话中说："有些同志的表演仍旧有形式主义的倾向，譬如化装方面方鼻梁等等……"导演说的有些同志是谁呢？不用问，就指的姚澄。
直到后来，苏南文工团排练老舍先生写的《龙须沟》，姚澄被分配担任B制程疯子的妻子，这时候，她除了普通话还不十分流利外，已经改造得完全能适应话剧表演的要求了。她只道自己终于摆脱了表演的"形式主义"，却不知道不同的艺术形式、不同的艺术风格，对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有各不相同的要求。正由于认识上的这一缺陷，这一片面性，在她重返锡剧队伍，经极讲究艺术真实的专家鉴定，又使她的表演受到所谓"自然主义"（也是个并不准确的名词，也因为多数人这么说的，姑且借用）的批评，这些都是后话，容笔者在其他章节里再写。
苏南文工团锡剧队带了《败子回头》这个戏在苏南农村巡回演出。冬季，来到了太仓双凤区。一天下午，姚澄突然肚子痛，直痛得满头大汗，躺在床上，晚饭也没能吃。领导人说："今晚就停演吧。"可是，观众已陆续从四面八方来了。姚澄想：这许多农民七八十来里跑来，就为我一个人让他们白跑一趟，好吗？又想：自己是团员了，工作理当要积极。对领导说："躺着肚子照样痛，演出也不过是痛，还是演吧。"
领导让同志们在后台地上铺了些稻草，好给姚澄下得场来躺着休息，戏按时开幕了。每到要出场了，她振足精神上台去，硬没给观众看出她有病来，回到后台，随即往稻草铺上一倒，直痛得打滚、呕吐。近三个小时的演出，就这样坚持到终场。
队里早给她雇了条小船，有人陪同，把姚澄送到镇上的卫生所。遇到位好医生，很快作出判断：可能是阑尾炎。卫生所没法动手术，得立刻往昆山送。还向姚澄抱歉说："我不能给你吃止痛片，吃了止痛片，会查不准病情的。"
从镇上到昆山有十几里水路，小船慢慢地行驶，一路上姚澄痛得简直想往河里跳。到得昆山人民医院，已是半夜，值班医生一看，决定立即动手术，只说："再迟个把小时，要酿成腹膜炎，那就危险了。"当时动阑尾炎手术不像后来那么进步，只要开很小一个口子，几十分钟就解决问题了。姚澄切除阑尾，口子开得相当大，手术结束，东方已经发白了。
只为刀口受了感染，她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几天。这期间，团领导和同志们纷纷来探望，还给她送来了营养品和水果。从送医院、动手术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探望，不能不使她想起相隔未久的过去。待探病的人一一离去，她独自躺在病床上细细地想：这场病如果生在旧社会旧戏团里，她早死了。这以前，她不要说住院动手术，又何尝看过医生。艺人们即使还讲义气，具备传统道德的，不至于见死不救，可是有几个拿得出这么些钱来。想着，想着，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，这是幸福的泪，是向过去告别的泪。
后来，苏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会，对姚澄的抱病演出，进行了通报表扬。
出院以后，姚澄和她的同志们就在昆山参加了土地改革，成为土改工作队员。小时候，她常听妈妈说：这一点收成，交了租，留出了种子，就不剩什么了。却始终不懂"租"是什么。只以为那是种很厉害的，没法避免，不能更改的东西。参加了土地改革才恍然大悟，那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，土地本该归种田人的，"租"是应当完全取消的。如果共产党来得早，她小时候该不会过那样苦的日子吧。对党的认识又进了一层，对党的信任，对党的感情，又深了一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