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韵锡剧
第八篇 乱世谋生
姚澄学艺，是在"乱世英雄出四方，有枪便是草头王"的那个年代。初沦陷的江南，几乎没有一处不在各姓"司令"的势力范围之内，其中固然也有真是为了抗日自卫，后来相继向共产党靠拢，变成了新四军一部分的。但大多数却打着"抗日自卫"的旗号，横行一方，鱼肉百姓，成为"游吃队"。汪伪政权建立之后，这号人物纷纷变成了所谓"忠义救国军"。常锡文戏的艺人们无论开乡班，或是在城市剧场里演出，都免不了受到这号人物和其他种种恶势力的敲榨勒索，欺压凌辱，以至于被残酷杀害。前一节写到的陈媛媛，还有九〇年去世的锡剧著名演员张雅乐的前妻周翠贞（也是一位常锡文戏名演员），都间接或是直接死在这号人物的手里。进戏班不久，姚澄就亲眼看到了这号人物向艺人大逞淫威的活剧。
顾家班离开了古文桥以后，很快到了江阴后塍，分了一部分人由顾嘉生自己带领，到四乡去唱，多数人就在后塍镇上演出。师母徐秀峰有副"刮朗朗响"的好喉咙，很受观众注目。镇上的一个自卫队长看中了她，要吃她的"豆腐"（吴语，调戏的意思）。正戏演过，就点她唱小曲，一点再点，没完没了。师母恳求说："实在不能再唱了。"那队长哪里肯就此罢休。一明白来意不善，师母的言语也不客气，双方终于争吵起来。那自卫队长招呼自己的众喽啰拥到台上，把师母一顿毒打，直打得她躺在地上，爬不起来。
先生闻讯，赶到镇上。他也不是懦弱好欺的，借了块门板，让戏班里的同事把妻子抬到自卫队长门上，要他给被殴打者治伤。岂知那自卫队长恼羞成怒，仗着有人有枪，把顾嘉生捆捆绑绑，押到镇外桑田里，挖了个坑，打算枪毙。戏班里的同事虽然紧跟在后，却都束手无策。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，远处有几个人向桑田奔来，一路高喊："慢点动手，慢点动手，这个是某某人的爱徒，你们不要瞎来！"原来正如意大利有句谚语所说，"和狼在一起生活，必须学会像狼一样嚎叫。"顾嘉生一到后塍，就拜了个在附近一带势力最大的人物做"老头子"。自卫队长吩咐手下绑人的时候，戏班里有个机灵的演员偷偷赶去给那"老头子"送信。"老头子"随即派人来，救了顾嘉生一条性命。
过了近两年，顾家班在昆山的一个镇上演出。镇上有个给日本鬼子当翻译的汉奸看上了姚澄，买通戏班里一对吸鸦片的夫妻，想设计使她上圈套。亏得他们几个的阴谋泄漏，顾家班连夜开船逃向他处，把那对吸鸦片的夫妇也丢在了镇上。
鉴于别人和自己的经验，姚澄暗自定下了几条。比较凶险的地方，她一般不去。譬如无锡、常州，解放前她都没有到城里去演过。另外，坚决不收队长之类人物送来的东西，尤其是金首饰。她自己又在了"理"（"在理"，一种迷信活动，信徒戒烟酒，弱小者可借以保护自己）。最后一招是看到苗头不对，立刻开路他往。
还有一类不好应付，却又必须打交道的人物，那是前台老板。你能为他赚钱，他当然高兴，碰见的时候，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，还要称呼你一声"某某小姐"、"某老板"。一旦你要坏了他的生意，转眼之间就翻脸不认人，什么样的手段都会使出来。这类人物无一不是所谓"地头蛇"，他奈何得了你，你却奈何不了他。
离开顾家班之后，有一阵姚澄到当年洗帐子落水的甘露邻镇荡口演出。荡口镇南北向一条主街，戏班子就在南头一座祠堂改成的戏院里唱。卖座非常之好，镇上人大多都熟悉了姚澄。另一个"地头蛇"见钱眼开，在街北头的一块空地上，用芦扉搭起了一家新戏院，要请戏班到那里唱开台戏，答应给班子的分成比南头的一家多。班子里当然人人欢喜，个个乐意，包包扎扎，准备往北头搬了，那知南头的前台老板跑来阻拦。一场争吵，那老板作出了让步，班子可以过去，姚澄却非留下来不可。他十分清楚：留住了姚澄，相当于留住了一大半观众。他随即接来个唱什景戏的戏班，就让姚澄和什景戏的演员们一起唱，别人唱他们的什景戏，姚澄照旧唱她的常锡文戏。
像这样"凑合"了不久，姚澄实在蹲不住了，带了自己的"头面"和行头，要往镇北去。老板见她果真要走，一翻脸，抢过她的头面和行头，说要送她进警察局。姚澄当时不善于说话，也不懂得多少事理，只为头面盒被老板抢在手里，不得不跟着进了警察局。岂知警察根本不问戏院和艺人的纠纷这一类事。那老板就偷偷溜走了，把姚澄一个人留在警察局里。外面的常锡戏同行们得知这个消息，反而抓住了南头戏院老板的把柄。让北头的前台老板出面和南头的老板交涉，定要他用双响和鞭炮把姚澄接出警察局，送到北头戏馆，扫除晦气。南头的老板自讨苦吃，只得照办，倒贴钱给北头戏院做了一次活广告。这一回，姚澄前后在荡口镇上唱了一年光景，在当时，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
1947年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年，姚澄到上海，在卢家湾的原元戏院演出。原元戏院不大，有三四百个座位，观众多是市民、小业主和在附近做厂的工人。虽然国民党接收以后，时局动荡，市面日趋萧条。观众却很喜欢姚澄他们的戏。卖座好，老板自然高兴，甚至愿意借印子钱给班子里的人。
有一回，另一个常锡文戏班子的领班仰慕姚澄的名气，派人来和姚澄商谈，想请她去唱正场花旦。来人见原元戏院条件不好，烧炉子用的废橡皮，后台、宿舍，到处落着乌黑的烟灰。他劝姚澄不要在这里唱了，还开玩笑的说了一句："这样的戏院，贴一桶汽油一把火烧掉算了。"偏巧这番话给戏院老板的耳目听见，老板吩咐下手把那来"挖角"的说客打了一顿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班子的领班也想换一个戏院去演。想去的戏院离原元不远，原元的老板生怕把观众带走，拿出了荡口镇南头戏院老板同样的方案：班子可以走，姚澄不许走。而且扬言：姚澄如果一定要走，他就把姚澄杀了。据原元附近的居民说，这个老板过去为了这类事情，的确杀过一位女演员。吓得姚澄不得不留下来。不过原元接着请来的也是个唱常锡文戏的班子，不像夹在什景戏里演出那样别扭。后来，原先的那个戏班子又换了场子，搬得离原元很远了。经姚澄再三要求，老板才让她回到原先的班子里去。脱离了那个到处黑灰的环境，摆脱了原元老板的威胁。
姚澄在原元戏院也唱了将近一年，其间有过一件影响她后来所走的道路的事情。还在原先那个戏班没有离开原元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先生顾嘉生来了，穿一件长衫，戴一顶礼帽。三个徒弟（除姚澄、张民以外，未满师就离开先生结婚去的师兄也在这个班子里唱小生）感到意外，惊喜地问：
"先生，你怎么会来的？"
"来看看你们呀。"
"多年没有听到你的音讯，你近来在做什么？"
"你们也晓得的，我早就不在戏班里了，做点小生意。这次来上海也是为了笔生意。到了上海，才听说你们都在原元戏院里唱。"
"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有空我们去看你。"
"你们不要来看我。我又没有个固定的住处。有事情我会来找你们的。"
短短几句话，徒弟们心里都有了些数目。原来，1944年顾家班在无锡农村开乡班，顾嘉生自己编了几段唱词，放在正戏前面演唱，内容大多是骂"游吃队"和忠救军的。老百姓对这号人物早已恨之切骨，非常欢迎顾嘉生为大家出口恶气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处都听说有个青面孔（顾嘉生左半脸有一大片青色的胎记），唱滩簧，说新闻，实在叫人痛快。这好比太岁头上动土，激怒了当地忠救军的一个队长王品珊。有一天王派了一队人马，赶到顾家班演出的地点，指名要抓青面孔。班子正在演戏，顾嘉生跳下戏台，逃进附近的田野里。当地的习俗，茅坑的坑缸上，大多有个遮风挡雨的尖顶稻草围，他躲进一个茅坑，藏在掀开的草围门帘背后。
那队人马在四周找了许久，茅坑也挨个儿看了，却没有找到顾嘉生。经过这番风波，顾嘉生想，自己再不能领班唱戏了，把戏班交给了妻子，独自回故乡八士桥，想去找共产党。
顾嘉生想到要找共产党，说来也有一段历史原因。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他原在一家铁器厂里当学徒。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，铁器厂的三个学徒一齐参加了攻打市公安局的行动。二七年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。铁器厂三个学徒都上了黑名单。师傅把学徒们送出厂门，让他们各自去逃生。顾嘉生乘轮船到了东北，又经过几番波折，重新回到上海，学了门做白铁匠的手艺。空闲下来，常去大世界看戏。这才迷上了常锡文戏，投到钟嘉禄门下，入了唱滩簧这一行。唱滩簧唱到了走投无路，自然而然想到去找共产党。
回故乡八士桥，是因为知道那里有共产党人出没。可是，共产党又不写在脸上，究竟哪个是的？又该怎样去找？心中完全无数。他天天到镇上茶馆里去喝茶，喝茶之间，就跟别的茶客讲唱戏人的苦处，几天下来，吸引了不少听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个村上人到顾嘉生家里来找他，对他说："我听你讲了不少唱戏人的苦处，看来再也不想唱戏了。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"顾嘉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打算找共产党。那人答应帮顾嘉生想想办法。其实，来的就是个共产党的武工队员。经他的介绍，顾嘉生参加了共产党，当了联络员。不久，新四军的包厚昌司令员听说顾嘉生对这一带的地形和人头都很熟悉，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做了通讯员。包厚昌到各地活动，顾嘉生总跟随在左右。此后，顾嘉生还派人接姚澄和张民到新四军驻地去参观过两回。在那里，姚澄看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有文化、有纪律、官兵平等、优待俘虏的部队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直到四五年冬天，新四军北撤，师徒间才中断了联系。
在原元戏院重新见面，短短几句话，徒弟们都明白：先生还在以前的部队里。当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响，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，比日伪时期更加危险，徒弟们也知道，有些话不便多问。后来，顾嘉生又分别跟几个徒弟在戏院和公园里见过几面，讲了些世道早晚要变，共产党必胜无疑的道理，为师兄加入地下党，姚澄和张民在解放的当年就参加文工团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。忽然，顾嘉生又很长时间不露面了。徒弟们也并不奇怪，反正知道，他还是为了共产党的事情，在江南江北奔走。
走出了原元戏院，姚澄随原先那个班子进新闻桥新都戏院演出。新都是家像模像样的戏院，建筑比较好，座位也比较多。戏班很看重在新都的演出，为班子里靠十个数得上的演员洗印了放大照片，依次悬挂在售票处附近的墙上。常锡文戏的同行和演员们的老观众老朋友送来了锦旗、镜框、花篮和银盾，在剧场里挂的挂，摆的摆，装饰得热热闹闹。岂知公演的第一天，戏还没有开场，就出了事情。
抗日战争结束，遗留下众多战争中成为残疾的伤兵，国民党当局不妥善地安置他们，他们就在社会上到处惹是生非。对他们来说，看白戏可算是家常便饭。那天见新都门前观众拥挤，有一群伤兵挤进来看白戏。非但看白戏，还要坐在前排，把观众买下的座位占了。前台职工劝他们移后边点坐，他们寸步不让，三句话不合，随即大打出手，把剧场里的锦旗、镜框、花篮、银盾，售票处近旁的演员照片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把一场子的观众都吓跑了。
开戏第一天就碰到这样倒霉的事，班子里个个气得要死。身强力壮的男演员不顾脸上化了装，冲出后台，和无理取闹的伤兵对打。武行演员拿起了刀枪把子，直把伤兵赶出了戏院，追上了马路。伤兵见演员们挺身出来拚命，也怕，四散逃跑了。有一个来不及逃，被抓住了。他连连求饶，说："我是伙夫，我是伙夫。是他们要打，我不过跟着起哄。"大家一口气已经出了，就放了他。
经过这一打，戏班在新都演出期间，很少有伤兵来看白戏了。
在新都演出期间还有过一次大打。大打的原因却是为了点小事。
一天，开戏之前，戏院近段的救火会里有个青年闯进后台，想和女演员搭搭讪头。大家都在化装，而且知道这种人大多不怀好意，没有谁理睬他。他自己觉得无趣，看见放在墙旁边的刀枪把子，就去这样拿拿那样耍耍。班子里一个青年卞炎芳（解放后是苏州地区锡剧团的主要小生），也是血气方刚，用"反切"骂了一声"死人"（"反切"，常锡文戏艺人中通行的行话）。救火会那人听不懂这句话，可是看表情就知道在骂他，抓住小卞就是一顿痛打，打了还不算数，第二天，又叫了一帮救火会员，闯到后台来打演员，闹得戏院只得停业，一天的收入泡汤。
戏院要是长期停业，艺人们怎样维持生活？姚澄和她的师兄都是江阴人，想到上海的杀猪行业里边有许多江阴同乡，就派人前去联络。同乡观念在不少人心里很起作用，杀猪作里的江阴人一口答应：肯定来相助一臂之力。救火会员们听说戏班里的人要打个明白，摆开了阵势，准备迎战。没料到唱戏人搬来一卡车杀猪的，身胚高大，体格强健，于是自惭形秽，挂起"免战牌"，乖乖地退走了。一场箭在弦上的群架，就此烟消云散。
在新都的两次胜利，着实抖了唱滩簧人的威风，使一些以为他们卑下可欺的家伙，不敢小看了他们。同时也反映了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秩序的混乱，人们心情的浮躁。这种情形在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开始，国民党节节败退之后，越演越烈。
1949年初，姚澄随她师公做领班的班子，到上海福州路长乐戏院演出。在她卖艺期间，遇到过两个最艰难的时期。一个是日本投降前后，一度在沦陷区流通的储备票，价值直线下跌，到国民党派员接收沦陷区的时候，人们把手里尚有的储备票，拿来糊墙壁。多数人经济困难，戏院的生意当然差。不过当时还有陆续从大后方东下的人，手持中央票，维持着市面。更艰难的，要算是国民党反动派濒临崩溃的那一段了。物价一日数涨，中央票早不作用了，金元券也要在单位数后面加几个圈。一场戏卖票分到的钱，开戏的时候，还能买一斗米，等到戏散，很可能只能买得到一升米了。班子里供应大家吃大锅饭都很艰难，常见的大锅饭菜由青菜、豆腐、黄豆芽改成了萝卜干。后来，连萝卜干也买不起了，只得吃白饭。
师公的一个外甥大概有点资产，此时逃难去了，留下幢空房子，里面还有些搬不走的家具。师公、师婆，姚澄和张民就借这空房子住宿。房子倒蛮宽敞，只是离长乐戏院比较远，在襄阳南路，他们身上连买电车票的钱都没有，来去全靠一双脚。最累人的是：演完了夜戏，夜点心也没有得吃，还要走老远的路，到那空房子里去休息。
困难见人情。姚澄过去在原元戏院、新都戏院，现在的长乐戏院都有不少热心的老观众。其中有工厂女工，家庭妇女、女小业主……有的和她交了朋友，更有的和她结拜了姐妹。见姚澄生活这样艰苦，有的送来些菜肴，有的时不时请她到家里去吃一顿饭，有的布厂女工自己日子也不好过，还把厂方代替工资发的布送给姚澄做衣料。也有一些看戏看入迷的，要想拜姚澄为师，学唱常锡文戏，姚澄总说："快点不要来，我们都吃不饱在这里，你还来学戏做什么？"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艺人中间为数不少，所以，姚澄常把自己的同辈常锡文戏艺人称做解放前的最后一代。
1949年五月的一天，上海近郊响了一整夜炮声，姚澄借住的房子，玻璃都震碎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和同屋的人们登上晒台，朝下望见解放军成单行，沿墙壁，一个个端枪跑过。解放区的风吹来了，驱散了重重乌云，现出了明朗的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