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人传记：离合悲欢七十秋－－心意和愿望

几年前，王鸿同志希望我能出一本有关自己艺术和人生方面的书，以此来回顾和总结悠悠岁月所走的路。然而，我却一直下不了决心，原因诸多，主要是不愿去回忆那些逝去的苦难经历，怕由此而引发起心头的创伤。直到今年年初里又来催促，省里有些领导也知道了此事，省人大高德正主任对我说：“你这本书应该写，把你的人生和艺术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”杨晓堂副省长得知此事也说：“这是一件好事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会帮助和支持的。”不少朋友都鼓励我，许多学生也支持我，我在上海的一位学生冯艳芳得悉此事，偕其丈夫施家德专程来南京予以相助。凡此种种，促使我下决心，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。从那时起，经过十多个月的时间，现在总算办成了。为此，我衷心地感谢各位领导、各位朋友和学生的热情支持，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决心，使我在年逾古稀的今天完成了这件大事。
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。他们从接受邀请起，直到定稿，都是在完成本职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进行的，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为了写这本书，他们从严冬到酷暑，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。在写作期间，他们对我进行过多次采访，为了落实某件事情，曾多次访问其他的当事人，还常去南京图书馆和本团资料室查阅有关材料。初稿写成后，他们逐段地读给我听，征求意见，以防疏漏或失真，以致三易其稿。他们这种认真、求实，一丝不苟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，使我深深为之感动。
十一月中旬接到书后，我急不可待地看了一整天，一口气读完前五章，顿时，我恍若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，一边看，一边哭，勾起了我心头湮没多年的痛苦往事。这些亲身经历的苦难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无数个坑洼，也对我以　　后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在次后五章的记实中，我又情不自禁地落下了喜悦的泪水，回想到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多次的会见。记得在60年代，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元帅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来南京，我和姚澄同志演了《红楼梦》　　中的“葬花”，散戏后，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跟我亲切握手，周总理问我：“你身体怎样？”我说：“还可以。”他“噢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你要保护好身体”。我心里非常激动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频频点头。想到这些幸福的会见，我只有勤奋工作，来回答中央首长给我的温暖，因为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锡剧的今天，也没有我沈佩华。
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，广大观众对我的厚爱，也是我最大的欣慰。每当我一个新戏演出，一首新曲产生，许多观众给我来信，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望，使我从中汲取力量，在艺术创造中，克服困难，不断进步，认认真　　真地演好每场戏，以此来答谢他们对我的关怀。
说到演戏，演员创造角色是一个艰苦的过程。从人物出发，其中“四功五法”的运用，唱腔道白的设计等等，一切都要下功夫，如果只是单纯地从技巧上去考虑，那么塑造出的是来的人物只能是“似曾相识”的类同形象而已。我将创造角色的过程比喻为“十月怀胎”，没有刻苦的钻研，哪来“一朝分娩”呢？至于演戏的艰苦，也是一言难尽。我每演一个戏，身上都要“瘦脱一壳”。演员在冬天演戏，要脱下棉的，换上绸的，因此常常患呼吸道感染，严重的甚至得了很难治的疾病；夏天上台，反而要多穿内衣，怕损坏公家的服装，因而常有演员当场昏倒，此中甘苦，唯有演员才能有体会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对青年演员说几句话。锡剧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年轻一代，人才辈出，不少演员已为观众所称赞和认可，这是我引以自傲和欣慰的。然而，据我所知，还有些年轻人在艺术上喜欢走“捷径”。现在排戏有导演，身段有指导，唱腔有作曲者，造型有设计师，这些都应看作是进行艺术创造的有利条件，而不能作为一种“依赖”。否则岂不是让人“抱”着演戏？这样的话，又怎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和突破？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应该去掉依附性，发扬“废寝忘食”的精神，加强基本功的训练，提高自身的素质，真正在“艺术王国”里创造自己的新天地，这是我对青年演员的一点希望。
另外，这几年和一些老朋友相叙，常常谈到“戏曲不景气”的话题。当然，产生“不景气”的原因是众多的。这个问题也不是哪一个人能解决了的。为此，不少同行感慨甚多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，说穿了，是因为对戏曲事业有感情啊！近日和一位朋友谈论时，他却另有“高见”：“振兴戏曲要顺应社会的变革，决不能‘以不变应万变’，而要“变”，就必须从自我做起。一句话，其它都不怕，最可怕的是‘不景气’加上自己“不争气””。这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启迪。细想起来，确实不要怨天尤人。如果我们无论在剧目生产还是人才培养上，都十分努力，很争气，不断有优秀演员、优秀作品奉献给社会、奉献给观众，真正做到了“出戏、出人”，相信戏曲还是会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。只有自己争气，自强不息，振兴戏曲才能有望。
在本书出版之时，说上这些话，无非是想以此来表达一个老演员的真挚心意和愿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