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人传记：她怎么会学戏的 纪念姚澄百年诞辰

锡剧，这个流传于苏南田间地头的地方小戏，从来不像隔壁的越剧那般声名显赫、流派纷呈、声震圈内。如今的她温吞如水，沉默如斯。以至于在一位位锡剧流派宗师的百年诞辰之际，整个锡剧界，都寂寥无声。那些曾经被锡剧人挂在嘴边的“锡老人”、“华东三大剧种”的荣光，早已被悄然湮没在时代的洪流里，只剩下些许余音，飘荡在老戏迷的记忆中。
2026年，是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、锡剧“姚派”艺术创始人、江苏省锡剧团元老姚澄老师的百年诞辰。她的一生，几乎就是一部锡剧现代史的缩影。在这值得铭记的日子里，不禁要问：一个生于江南乡间的女子，怎么会学戏的？
仅以此文，循着她留下的回忆，简单纪念这位从苦难中走来、在舞台上绽放的一代宗师。
在她的童年记忆里，父亲的身影最初是带着几分可怖的。远远望见那个高大的人摇晃着从镇上回来，母亲便会匆匆收起家中易碎的碗盏，而她与二妹则悄无声息地躲进门后或屋角，知晓父亲又是醉着归来。有时，父亲彻夜不归，母亲难以安睡，一次次披衣出门张望；祖母则蒙在被中哭泣，怨叹命苦。待母亲终于耐不住，出门寻找，往往换回的是一顿打骂——那定是父亲赌输了钱。
然而父亲也有全然不同的时刻。不醉不输时，他会唤着她的小名“阿玉”，教她唱一曲又一曲江南小调。《花红姐》、《梳妆台》、《哭七七》、《手扶栏杆》……她总是一学就会。唱到《九连环》里的“依得儿呀得儿尤”时，那俏皮的花舌头她怎么也打不来。这便成了她心头的一桩事，割草时、走路时、睡在床上时，她都偷偷练着，不出三天，竟无师自通了。
夏夜纳凉，村民们围着父亲，要他讲故事、唱曲子。父亲拉起胡琴，自拉自唱一番后，便会得意地唤她：“阿玉，唱！”那语气与神情里，或许早已埋下了让她学戏的念头。
农闲时节，父亲会打个小包裹，出门搭班唱戏。他青年时迷上了常锡滩簧，成了农忙务农、农闲唱戏的半艺人。那时，看戏是单调乡村生活中难以想象的慰藉。母亲便是最热心的看客之一，常带着她和妹妹，梳妆整齐，赶几里路去看那些简陋却引人入胜的小班。台上不过是借来的嫁衣与裙袄，演的是《李三娘》、《蜜蜂计》，但观众看得入迷，仿佛戏文就是眼前的生活。她也曾见过父亲登台，扮个老旦，引得同村的婶婶嫂嫂们打趣母亲，她学着母亲别过头去的样子，惹来一片笑声。
可这样的欢乐太过短暂。
青黄不接时，离乡背井的人多了起来。母亲生下四妹后，狠心将孩子送进了城里的育婴堂，自己则去做了奶妈。她偷偷去给四妹喂奶，直至孩子被人抱走，下落不明。母亲不告而别，父亲挑起家庭重担，四处打听无果，连酒也喝得少了。后来母亲托人带钱回家，泄露了去处，父亲寻去，却未能将她带回。此后，每月总有几块钱从母亲处捎来。
一九三七年，她十一岁。抗战爆发，秋末家乡沦陷。母亲随东家逃难，音讯断绝，那微薄的接济也戛然而止。兵荒马乱中，家中的困苦前所未有。多次有人劝父亲：“把阿玉送人做童养媳吧，也好省口粮。”父亲却怎么也不肯，他怕她受苦。
熬到第三年，一日，父亲从镇上回来，对祖母说：“顾家班在三官庙唱戏，我跟领班讲好了，明天送阿玉学戏去。”
她听闻此言，默不作声，心中却翻涌无数：对陌生之地的恐惧，村人背后对父亲“不务正业”的议论，父亲唱戏半年无钱回家反要母亲贴补的过往……越想越怕，却不敢对父亲言说。夜里，她流着泪向祖母哀求：“我不想去。”她盼着祖母能留下她。祖母素来疼她，自三岁起便带着她睡，夏夜扇风赶蚊，冬日为她捂暖手脚。可这一次，祖母只陪着她落泪，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，总比在家里饿死的好。”
次日，她告别祖母与妹妹，跟随父亲走向镇上。这一步，踏上了此后艰难曲折、交织辛酸与喜悦的生活之路。
站在先生与师母面前时，她又瘦又黄，一头刚转黑的黄发直竖着。师母皱起眉头，虚眯着眼问父亲：“这就是你的女儿呀？”那神情与语气，她铭记至今。尽管如此，先生与师母还是收下了她，连当学徒惯例要贴的半年饭钱也免了。父亲与先生本就相识，此时也搭班唱戏。可只过了四个多月，便因一场风波，父亲与先生生了嫌隙，最终父亲因放心不下祖母，回家去了。而她，因那张写着“学徒三年，决无反悔”的大红帖子，从此与熟悉的家断了联系，随着先生的班子与船只，在兵荒马乱中四处飘荡。
先生知她会唱小曲，拜师后不久便让她合着胡琴试唱。一曲终了，她忽然冒出一句“小姐，走呀！”接着唱了句簧调。那是她从往日看戏中听来的，自己也不明白怎会脱口而出，仿佛是要证明，她不只是来唱小曲的，而是真要学戏了。此后，先生先派她跟师母登台唱小曲，以作正戏前后的点缀。这些带表演的小曲，她跟着师母依样画葫芦，很快学会。
除了唱小曲，她在台上还当“红马甲”——戴着红毡帽、穿着有“兵”字白圆圈的戏服，在官员跟前吆喝开路；或是当不用开口的丫环。一次演《合同记》，她头回有了四句唱词，却因紧张忘词，幸得扮老太太的师叔接唱补救，她下场后羞得直用绢子敲师叔的背。师叔笑道：“你怎么打我呢，你是丫环，我是老太太呀！”
此后，先生开始安排她演些有唱词的丫环。她总在上台前问师母今日唱什么，师母便临时教她几句。问得多了，师母不耐：“你怎么总要问的，好调来调去唱的呀！”这便是幕表戏的基本方法。为让她肚里存货，先生教她《花园赋》、《街道赋》等成套唱句。一次演《送花楼会》，先生特意让她到场面打绰板，仔细听秋华的唱，回来要背。她听得紧张，前头的记住了，后头的又忘了，幸而先生未真要她背。
她第一次演比较吃重的角色，竟是京戏里的寇承御。那时“京簧同台”风行，先生让她跟学过京戏的师伯学《陈琳与寇承御》中的两折。京戏有固定程式与唱词，还要用小嗓，学起来复杂却令她兴致盎然。学会后，先生虽未兑现“买一副头面”的诺言，她依然满心欢喜。后来，她又学了《别窑》、《提监》等折子，以及趟马、双刀枪、小快枪等武戏。
她学戏时，常锡滩簧仅簧调与玲玲调两种。簧调是起家调子，婉转秀丽；玲玲调则记录着剧种的坎坷——当年滩簧遭禁，艺人借苏州文书之名演出，以电铃为号，铃声一响便改调，故称玲玲调。先生教她唱开篇，手持细竹头，像私塾先生般一句句领唱，稍有差池便打将下来。《春宵一刻值千金》、《清明时节雨纷纷》等雅俗共赏的唱词，多出自清末秀才白秋容之手，他还整理了十八个半韵脚与“赋赞”，对训练演员的辨韵咬字至关重要。
她是江阴东乡人，土话里缺“之思”韵，“开来”韵也辨不太准。幸而班子里来了无锡、苏州的小姐妹，整日相处，口音不久便改了过来。她的师兄就没这么幸运，一口江阴土音难改，曾在台上把“官”说成“干”，惹得先生隔幕布一拳，皇帝龙案翻倒，师兄跌了个嘴啃泥。
变声期时，她已在台上唱主角，喉咙却常哑。师母有一条“刮拉拉”的好嗓子，嫌她像“月份牌，只好挂在墙上看看”。有人告诉她，喉咙哑了要哑着唱到再亮，反复几次才能“立牢”。她深信不疑，哑着嗓子照唱不误，还用土法练气、吊嗓，学京戏《贺后骂殿》喊嗓。过了变声期，喉咙不再常哑，声音也老练了些。她明白自己唱不太高，便在中低音上用心，后来吸收申滩里较低的唱腔，力求“哑糯”有味。
为了身段表演，她练过眼神，也学京戏演员练腰腿，但都非系统训练。真正严格的练功，是解放后的事了。那年冬天，班子在昆山乡镇演出，正场花旦因常州土音不受欢迎，先生便让她试演《昭君出塞》。她看过此剧多遍，心中大致有数，只用一天背下昭君弹琵琶的固定唱词。上台时，她个子矮小，穿着厚底镶鞋，双手生冻疮包着纱布藏在水袖里。未料一场戏下来，竟大受欢迎。从此，先生常让她演主角。从“红马甲”、丫环到主角，她终于登上了最后一级阶梯。
不久，她满师了。父亲不知从何处打听到他们的演出地，卖掉家里一块高头地，带着钱赶来，为她置办“行头”。自此，她的学徒生涯正式结束，而一个艺人的路途，正式开始了。（常锡剧公众号）